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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治手段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

作者:信息来源:发布日期:2017-12-12访问次数:字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从现在至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其中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应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治理战略的有效保障。农民作为通过“三治结合”建立乡村治理体系的主体,他们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就成为实现农村法治化的关键。

如何提高农民法律意识,让他们成为未来“三治结合”的中坚力量,一直是全国政协委员们关注之所在。今年9月,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公布,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大学副校长郑军提出的《关于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加强依法治村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这个提案是怎么产生的?有过哪些调研?调研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故事?有什么建议?让我们跟随郑军,听听提案背后的故事。

履职尽责中锁定提案选题

2016年5月的某一天,郑军在外地调研“三农”问题时,偶然遇到某村的3名小组长找他反映村支书的一系列问题,郑军听了有些义愤填膺。带着这一问题,在以后的走访调研过程中他刻意关注,发现类似的问题还比较多,于是决定将乡村治理作为调研的主题之一。

2016年6月,郑军再次外出调研。经过一村庄时,看到一小卖部门口坐着不少聊天群众,于是决定临时停车,询问老百姓对村干部的履职作为是否满意。当老百姓看到“上面”来人了,最初有些喜出望外,可后来却躲的躲、走的走,或者默不作声,只有一位大爷拉着郑军的手刚要开口,旁边就有人过来拉他,“别说了,说多了对你不好!”可这位大爷一边甩开好心人的手,一边说,“我就要说,就要说。”他反映了村里土地补偿款问题,并对村支书提出质疑。

两次赴外地调研,郑军感觉很有收获,并对农村治理问题作了深入思考。郑军坦言,由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正是治理,近几年他向全国政协、省政协、党派组织以及其他智库提交了近50件提案,多数集中在国家治理体系方面。

农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农村法治化建设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郑军的提案就指向了这个重点和难点。

组建调研团队完善提案

今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这坚定了郑军关注基层组织和政权的政治生态以及创新社会治理现代化。

农村法治建设涉及法律知识,为了让提案更专业,也为了避免提案以偏概全,郑军决定扩大调研面,了解其他地方是否存在类似问题。于是他组织了一支包括长江大学法学院的李华成博士、杨春磊博士和创新创业中心李成标教授以及相关专业的同学们的调研团队。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法学院副教授、博士杨春磊,一直承担着“三农”方面的课题,且早在2011年参加“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时,他就在农村待了三个多月。杨春磊的加入让提案的调研工作进展得更加顺利。

杨春磊驻村期间,发现村里基本没有40岁以下的成年男女,另外他还发现,村里每天都会有村干部组织的几个人在来回巡逻。后来走访才得知巡逻的原因:未经村干部批准,村民不能擅自选用指定品牌外的大件商品,如建筑材料。巡逻既是监督,也是为了察看是否有外来人兜售商品。杨春磊说,村民考虑到饮用水的水质问题,家里也都是饮用桶装水,但他发现,一个村里一般只有一个经村干部批准的牌子的桶装水。杨春磊后来了解得知,留守的老年或儿童们法律意识不强,宁愿逆来顺受,也不愿违背村干部意愿。杨春磊讲述的这些情况,让郑军进一步意识到依法治村提案的重要性。

深度调研提建议

调研中,郑军发现由于有些地方农村集体经济不发达,部分村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导致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发生。客观地讲,农民更注重直接利益尤其土地利益而忽视政治权利,这也是他们法治意识淡薄的一个主要原因。土地是农民千百年来安身立命之所在,加上近年来土地含金量迅速提升,事关土地利益他们绝不含糊,但相较选举、财务公开等他们就淡漠许多。

据此,郑军建议要“引导村民自治”。农民法治意识淡薄主要缘于在农村法治建设中没有话语权,而如果能“引导村民制定村规民约,重视村规民约在依法治村中的地位”,情况可能会有不同。郑军说,中国农村说到底还是费孝通笔下有着乡土本色的熟人社会,由于村范围小,涉及事务多,村规民约对农民更为适用且更有效力。“在具体的工作中,特别是对一些涉及乡村知识的社会关系,农村的执法人员、司法人员应注意‘体问风俗’,做到既能‘善体法意’又能‘顺遂人情’。”

郑军认为还要“完善农业、农村立法,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他认为,让农民信仰法律,是要在一系列社会活动中感知和认同法律,当然更要让农民在完善的农村、农业立法中得到应有的益处。土地承包经营、流转,不仅要有《土地管理法》,还可以有具体的《农业投资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业信贷法》等来促进农业发展;而保护农民权益的不仅是《社会保障法》,还需要具体的《农民权益保护法》《农村社会基本规定》《农村干部基本规定》等解决天价彩礼、干部工作作风问题的法律法规。

调研中,郑军还发现,农村对法律问题关注度低、法律信息获取方式单一。具体表现为农民多奉行法律无关论、法律无用论,认为法律是政府的事,自己只要不杀人、不放火就不会触犯法律,并未认识到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会涵盖每个人的方方面面。

郑军认为“送法下乡”可起到“润物细无声”式的作用,“应把重点放在送法律思想、送法律观念上,送‘法人’下乡,而不是进行简单的制度、规范的宣传和说教”。国家可“投入资金,让法律人才下乡为农民提供法律问题的咨询服务,让他们在有纠纷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走正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可以让“他们在生活中接触法律,法庭审理可以组织部分农民去旁听”,以此来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另外,“农民的法律观念存在误区”也让郑军担忧,“他们重人治轻法治,重守法轻用法,重信访轻法律”。郑军称,农民受“人治”思想影响,认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拥有绝对权力,在自己权利受侵害时只想着如何去亲近权力,却很少运用法律手段去维权。而且,打官司在农民眼中是专业性太强、成本过高的事情,认为法律没办法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因而,更多地择访弃诉。杨春磊也清楚地记得,当他们驻村摸底调查时,村民觉得他们是“上面”来的人,就带着材料来告状,认为这才是他们应该选择的路径。

采访即将结束时,谈及提案获得全国政协优秀提案,郑军兴奋之余又深有感触地说,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法律意识的高低,法治观念的强弱,直接关系着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这个过程会不易,但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之下,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政策要求下,相信用法治手段规范农村建设必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