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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78年开始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连任了三届，细细数来15年，件件往事萦绕心头。正是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开始，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以至后来的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特别是在六届全国政协期间，以侯仁之委员为首的四位委员向政协大会提交了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为我国承担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尽了一份政协委员的责任，其中就有我在内。

一、全国政协从1980年开始，实地调查文物保护情况

刚刚恢复工作的第五届全国政协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拨乱反正的精神，这其中包括对各地文物的保护情况要作专门调查。负责具体工作的是刘澜涛秘书长和萨空了副秘书长。当时在全国政协和这项工作有关的工作组有两个：一个是城市建设组，组长是韩光同志，我是副组长；一个是文化组，组长先是丁玲，后来是魏传统。空了同志直接推动了这件事情。

全国政协从1980年开始，就组织调查团去各省区实地调查文物保护情况。我任全国政协委员的15年间，年年都参加这种调查活动。

第一次去的是承德，由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带队。大家积极性很高，去的人也很多，我记得参加的人有缪云台、沈其震、萨空了、魏传统、程思远、吴亮平、杨放之、单士元等。

▲1980年，全国政协文物考察团在承德普宁寺。

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古建筑和环境在1966年前就被几个单位占用，并且不断地乱搭乱建，建设性破坏很大，后来破坏得就更厉害。1976年后，有的地方还是被一些单位占用，山庄的热河温泉竟被当成城市自来水的水源而被抽枯。

避暑山庄湖区北岸的万树园一带，是清朝乾隆皇帝宴请蒙古王公的地方，日军侵占时在那里建起了传染病医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了北京军区的肺结核病医院，并新建了礼堂、食堂和多栋二层单元宿舍楼。又如，清朝藏《四库全书》的文津阁成了地区老干部休养所，为了冬天取暖，高大灰粗的烟囱插建其间。

▲得到保护后的避暑山庄文津阁

20世纪60年代初，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曾建议把承德作为外国驻华使节短期游憩的地方，得到周总理的同意。为此，当时国家建委城市规划局即组织承德的专项调查组，我参加了。这以后，避暑山庄的问题才开始逐步解决。

▲1980年，郑孝燮（左二）和程思远（右二）等在承德普宁寺。

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这次全国政协的调查，使问题的解决更为彻底。

1981年，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萨空了率政协调查团赴中原地区的河南、陕西、山西三省调查文物保护。成员有沈其震、蹇先任、程思远、王朝闻、杨放之、吴亮平、单士元和我等。

▲1981年5月，全国政协文物保护考察团在山西大同华严寺。前排左起：郑孝燮（左二）、蹇先任（左三）、萨空了（左五）、程思远 （左六）、单士元（左七）。

调查团先后察看了洛阳的龙门石窟、邙山历代古墓、汉魏故城的保护情况，重点考察了西安大雁塔、兵马俑、秦始皇陵、古城墙，太原文庙、晋祠，平遥古城和大同华严寺、云冈石窟等。这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不少的工厂或学校建在了重要的遗址地上或文物的保护范围与控制地带上，使这些珍贵遗存遭到很大的破坏，也就是所说的“建设性破坏”。

▲1981年，郑孝燮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再有就是，不适当的交通道路对文物造成的巨大影响，而地方往往强调“生产压倒一切”。例如，像云冈石窟背后的那条运煤车辆源源不断的国道，煤车重载的震动，煤灰的污染，都给佛像带来损害。在交换意见的座谈会上，程思远、单士元等很多委员都发了言。更有甚者，煤矿开采设计方案竟然想要挖煤到石窟地下的近旁。委员们看了设计方案，一致要求废除只顾挖煤、不顾石窟安全的错误设计。

1982年5月，全国政协组织调查团到了华东四省市。全团仍由萨空了同志带队，参加的有钱伟长、程思远、杨放之、吴亮平、单士元、佟铮和我等。

▲1982年5月，全国政协文物保护考察组在江苏扬州个园。前排左起：萨空了（左二）、吴亮平（左五）、单士元（左七）；后排左起：郑孝燮（左二）、钱伟长（左四）。

调查团到了上海、杭州、绍兴、苏州、扬州和南京等地，工厂车间、学校上课、单位办公、居民居住等占据历史建筑，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这些问题。个别地方领导说，这是不得已，“为了要吃饭”。吴亮平常委就此写文章在报上批评。水乡苏州已经填了许多河道，又在郊区天平山、灵岩山坡地，大量开拓墓地。最后来到济南调查，当时大明湖边上也有不少家工厂，损害了整体环境，哪里还有什么“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诗情画意。大明湖的水甚至被有关工厂用来作了印制钞票纸的工业用水。

这几次调查结束后，全国政协都写了专题报告，向中央反映情况。当时，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主要问题是破坏性建设的情况比较突出，如何从整体上保护的认识不够，这就有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这和政协委员长时间的文物保护调查、建议和提案是分不开的。

二、提交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

1985年，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前，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委员打电话给我。他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在巴黎通过了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应该加入这个公约，我们应该提交一份这样的提案。我当即表示完全同意。

▲2004年，郑孝燮与侯仁之（中）、罗哲文（左）在一起。

侯仁之教授先是在1984年到国外讲学时知道这件事的，这给他很大的震动。中国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完全符合世界遗产的条件，我们应该放眼世界，更好地保存祖先留给我们的珍宝。这样就有了这份由侯老起草的，侯仁之、阳含熙、我和罗哲文共同签名的就有了这份编号为663号的提案。当年4月，这份提案送交给全国人大，引起高度重视。198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我国有了第一批入选世界遗产保护的项目。

三、据理力争，一批文物得到保护

正是有了这样的好传统，不管是哪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都要为保护文物而调查研究，而奔走呼吁，而提提案，甚至上书中央。

保护北京古都风貌，更成了政协委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时，往往是全国政协会同北京市政协一起去调查。

1979年2月，北京德胜门箭楼要拆除。当时我是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有责任呼吁不拆。即于2月19日上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请考虑制止破坏这一文物。我的建议受到重视，很快被采纳落实。

▲20世纪60年代的德胜门瓮城与箭楼

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五届、六届全国政协的时候，我们多次调查并呼吁，卢沟桥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能再走车了。在一次调查现场，一位大概是管道路交通的负责人说：“桥，就是走车的。”我不太同意他的这个观点。我说：“过去是，但现在不行！碗是吃饭用的，但我们故宫陈列的金饭碗就不是吃饭用的！”

回忆保护文物的往事，有时很顺。但是，有时也出现过莫名其妙的突变，若不是据理力争，像该列入历史文化名城的上海，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平遥古城，恐怕都被一下子从名单中抹掉。

▲1980年，未被修缮的平遥古城。

上海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怎能不列入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古城古建筑基本上是原汁原味，保持完整，汉族文化传统特色突出，“历史真实性与环境整体性”的保护都很好，怎能在我们自己最后讨论申报世界遗产会上突然“榜上无名”？对上海的这件事，是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单士元、罗哲文和我联名上书万里副总理才抢救回来。而平遥古城，是我在会后不得不立即于1995年6月19日紧急上书给建设部侯捷部长等领导，建议一定把它申报为世界遗产。1997年，平遥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四、三峡文物保护考察

1993年9月下旬，当时我已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仍被邀请参加了全国政协对三峡文物的考察。这次的考察团很大，从重庆到宜昌，考察团包了一艘客轮，顺江而下，白天在岸上调查，晚上再回到船上。团长是全国政协副主席、81岁高龄的著名学者钱伟长先生。多年以来，三峡工程成了政协委员讨论得最热烈的大事。在三峡工程就要动工兴建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关注三峡地区地上和水下丰富的文物古迹的命运。

9月25日，考察团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上船，经涪陵、丰都、忠县、云阳、奉节、巫山、秭归，到达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最后在宜昌登陆，前后历时十天。

▲云阳张飞庙

考察团成员实地察看了多处珍贵的文物遗存，像涪陵的白鹤梁江面、忠县的汉代“无铭阙”和石宝寨、云阳的张飞庙、奉节的白帝城以及瞿塘峡的摩崖石刻等，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三峡工程对文物造成的影响以及解决的办法。在船上和宜昌岸上，考察团成员和有关县市的负责同志多次座谈，大家都积极发言。国家文物局局长、全国政协委员张德勤，还有罗哲文、谢辰生等，以及我都谈了很具体的建议。我还记得钱伟长说，抢救三峡文物，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就是维护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船到中堡岛时，正值中秋佳节，钱伟长副主席代表考察团向文物考古工作者赠送了中秋月饼，考察团一行在三峡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

从五届全国政协起，全国政协组织的文物保护调查活动给了我很大的机缘，使我对古建文物有了更多“身临其境”的调查研究，至今20多年来为追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而“马不停蹄”。我想，保护文物，保护世界遗产，匹夫有责。我还要继续追随做下去，因为心里的这份责任是沉甸甸的。

   本文选编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纪事》。文章标题、小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郑孝燮（1916—2017），辽宁沈阳人。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古建筑保护专家。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曾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