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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初，我们回到上海。正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这座城市是多么现代化和发达。两年前，当我4 岁离开这里去哈尔滨时，我对上海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我们在法租界安下家后，我即到上海犹太学校注册，那儿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教授。不久，我加入了贝塔犹太童子军。

上海犹太社团组织良好。我们有许多犹太教堂、一所学校、一所医院和一家俱乐部。大多数机构由富裕的伊拉克犹太人建立。

中国人对白人居民一视同仁，因此我们从未遇到反犹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歧视。我们与其他外国居民友好相处，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中。

我13 岁时，父母把我转到公立托马斯•汉伯里学校上学。该校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只对外国学生开放。不同国籍的学生关系亲密。像所有的英语学校一样，体育活动在该校备受重视。

一些学生，包括我，是基督教青年会俱乐部的固定成员，该俱乐部只对外国居民开放。几乎每天放学后，我们都去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毕业之后我们依然如此。我打垒球，且是一支篮球队的队长，我还踢足球，打排球，对拳击也稍作尝试。

20 世纪30 年代末，随着纳粹在德国的掌权，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坐船来到上海，几乎有2 万名中欧犹太人最终在这个城市找到了避难之处。

按照惯例，进入上海不需要签证，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入境限制的地方，而当时所有国家都禁止没有签证的犹太难民入境。一旦到达上海，中欧犹太人便逃脱了迫在眉睫的大屠杀。

从事较好职业的人能够负担在上海较富裕地区的生活费用，但大多数身无分文的犹太人只能在虹口——该城最贫困地区之一——居住。顺便提一句，难民中有一位10 多岁的年轻人，名叫迈克尔•布鲁门撒尔，战后他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后进入商界，70 年代末被卡特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部长。

随着中欧难民的到来，上海的犹太社团达到约25000 人，我相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白人人口的40％。那时，这个城市的华人总数在400 万到500 万之间。

1939 年5 月，英国政府颁布白皮书，表示要粉碎犹太复国运动。犹太人倍感失望，其时中欧犹太人身处极端的压力和死亡的危险之中，正在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该白皮书却阻止他们抵达故国。听到这一消息后，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号啕大哭。一连几天我都无法抑制这种被侮辱、痛苦和愤怒的感觉。

1939 年7 月初，父母和我离开上海，登上一艘去大连的日本客轮。航行持续了3 天。再从大连由铁路去海滨胜地卡卡加西。几乎每年夏天我们都去这个胜地，以逃避上海的炎热和潮湿。我们在那儿一直待到8 月底，然后及时回到上海重新开始我的学业。

1939 年9 月1 日，在我们返回上海的路上，船长召集乘客，情绪激昂地宣布德国入侵波兰了。就英法两国是否应该对德宣战，在英国人和其他乘客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然，我站在支持宣战的人一边，并对宣战的结果作了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说。我的理由与其他旅客不同，因为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在纳粹统治下我们将要遭受的痛苦。我希望英法能在最短时间内打败德国，这样就能结束我们同胞所受的痛苦和羞辱。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不幸的是，这场战争持续了6 年，对于数百万犹太人来说，胜利来得太迟了。

1941 年11 月底我从英语学校毕业，两个星期后，我们参加了剑桥大学的附加考试。英帝国所有英语学校的学生都在同时参加考试，考卷被送回剑桥打分，一两个月后，通过考试的学生被授予剑桥大学证书，这是在未来生涯中极其重要的证明。由于欧洲战争，考卷一式两份。由于德国潜水艇可能发射鱼雷袭击运送答卷（正本）船只，有关部门决定将副本由另一艘船运送，希望至少有一份答卷安抵剑桥。

1941 年12 月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尽管第二天日本占领了租界，我们仍然完成了考试。经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得到结果。战后即1945 年，我被授予剑桥证书。直到今天，我仍不知道抵达英国的是原本还是副本，或者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尽管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我们仍然过着正常的生活。日本人不干预我们的日常事务和活动。在租界几乎看不到日本兵。对美、英、荷、比等国侨民的唯一限制就是在公共场合要佩戴红袖带。194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被集中在平民拘留营，遭受了严重的食物短缺之苦。同年，日本人屈服于同盟国德国的压力，将中欧犹太难民（包括波兰犹太难民）集中在虹口，限制离开，难民的经济状况恶化了。然而，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他们一直坚持到了战争结束。

另外，对中国人或其他外国居民，包括俄国犹太人则没有居住地域限制。

占领期间，大多数学校照常上课。1942 年1 月，我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入学，主修化学。当时担忧：日本人可能会关闭这所大学。使人惊讶的是，整个战争期间它未受到任何干扰。我们从未在校园附近看见过一个日本兵。该校由数千名中国学生，约30 名欧洲学生，以及几乎所有的俄国犹太学生组成。4年后我获得了理科学士学位。

大约一年内，我们仍然能欣赏到英美电影。后来，我们只能观看苏联电影。我对正式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片更感兴趣，从中跟踪了解战争的进程。我们看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国军队的撤退以及同盟国的胜利，我们目睹了梅达尼克集中营的解放以及红军在那里发现的敌人的残暴行为。我们天真地以为这些都是苏联的宣传，战后我们才得知这次大屠杀的真实情况。

1945 年8 月，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太平洋战争终于结束了。一天晚上，一位葡萄牙朋友向我透露了一个绝密消息：那天他去拜访一位亲戚，从短波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我立刻行动。当晚父母外出与朋友闲聊，我就把父亲做生意挣的钱分成4 份，并分别到4 个钱币兑换商那里换银圆。我避免在一处兑换一大笔钱，以免引起他的怀疑，猜想我知道一些他尚不知晓的事情。

父母回到家里并发现储藏柜打开着，钱不见了。几分钟后我回到家里，对我的所为做了解释。当我给他们看满满一包银圆时，他们平静下来并紧抱住我。

第二天上午，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野火般地迅速传开，银圆汇率直冲云霄。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了。不久美国和中国士兵进入上海，受到了热烈欢迎。西方列强声明放弃他们享有的治外领事权，100 多年来上海第一次回到中国人手中。 

选自《犹太人忆上海》

编者著：全国政协文史委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年：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