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政协网站

段氏家世及祺瑞的青年

段家祖籍江西饶州（今江西波阳），明朝末年迁来安徽，起先在英山县落户，后来迁至寿县，又迁六安县太平集以北三里。伯父段祺瑞于清同治四年二月初九（1865年3月6日）出生于六安祖居，后数年始随家迁至合肥乡间。他的祖父名佩，早年曾办团练以镇压捻军有功，官至淮军统领；父亲名从文，务农。伯父幼年时曾随曾祖父段佩在宿迁读书，数年后返合肥。由于曾祖父、祖父相继去世，家庭经济拮据，伯父不得不辍学外出谋生。他于17岁（1882年）时由合肥出发，步行2000余里到山东境内投靠族叔段从德（时在军中任管带）。1885年他在山东驻地报名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学习四年。1889年毕业后，李鸿章为推行洋务运动和培植私人势力，派遣伯父、周畅亭、吴凤岭（以上是安徽籍）、孙文泄、滕某（以上是山东籍）五人去德国学军事科技知识。吴凤岭等四人在德国学习两年，即先行返国。伯父留在德国克虏伯炮厂实习，继续深造两年，归国后曾任山东威海武备学堂算学、炮学教习等职。他在山东任职后五六年始返合肥与原配吴氏（江苏宿迁人）结婚。伯父妹弟四人：妹启英，二弟启辅（即我的父亲），三弟启勋。他在返合肥完婚后，曾将三弟启勋、妻弟吴光新带往山东，后二人均出国进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都曾在军界任职。伯父原配吴氏，生子宏业，女淑贞（嫁李鸿章侄孙）；继室张氏（娘家与袁世凯为近亲），生女四人，妾刘氏，生子宏模。

辛亥革命前后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我随父亲去保定，时年8岁，从此我即由伯父母抚养教育。伯父时督办北洋陆军各学堂事务，督办公署在保定东关外小金庄附近。当时陆军各学堂林立，最大而人数最多者，为“陆军速成学堂”（后来改称“协和学堂”），保定人一般呼为“东关大学堂”。学堂总办为赵理泰，监督为曲同丰。学生2000余人，分步、骑、炮、工、辎五种兵科。如齐振林、陈调元、陈树藩、王永全等都是此校毕业生。蒋介石，初名志清，也是该校学生，后赴日本进士官学校。在速成学堂西侧，有军官学堂一所，为当时陆军最高学堂，学员是由各镇、协、标、营（相当于后来之师、旅、团、营）派参谋、营副、连长等带原薪饷前来深造，如师景云、张学颜等均是此校毕业的。此外尚有“陆军军医学堂”“军械学堂”“参谋学堂”等。伯父常奔走于各学堂之间，视察军纪，发表讲话，为清廷培育军事人才出过不少气力。

辛亥武昌起义前，即1909年12月，伯父已调任陆军第六镇统制，1910年12月又调任江北提督，驻师江苏清江。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因袁的推荐，伯父任第二军军统，后复兼任第一军军统、湖广总督，驻师湖北孝感。他以军事实力支持袁世凯窃夺民国总统职位，在南北议和声中，曾受袁氏指使，于1912年初领衔率四十六将领致电清廷，“请立共和政体”，不然将“率全军将士入京”。清帝被迫宣布退位。袁氏于同年3月窃踞总统之职后，为进一步拉拢伯父，遂任命他为陆军总长。又由于伯父继室张氏与袁世凯家有亲戚关系，所以段、袁两家来往密切。后来，伯父虽因袁世凯削弱其兵权心怀不满，但他一直对袁几十年的“知遇之恩”感激不已。当袁世凯进行复辟帝制活动，伯父持明确的反对态度。

初时，伯父曾婉转向袁世凯陈述利害，万不可改变国体，但是袁不置听，只有杜门不出，不见宾客，以作消极的抵抗，事实上并未发生任何变故。袁死后，伯父曾对人谈过这事的始末：“我知道有人制造复辟帝制的舆论后，于会见项城时，曾以试探的口气询问，而项城矢口否认，谓你不要听信这些无稽的谣言。后来风声渐紧，我又进言详陈一切，袁虽仍然否认，可是态度神情已可看到其内心。我第三次约定时间往谒，不顾一切痛陈利害，言明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及袁氏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袁态度始而紧张，继而恼羞成怒，厉声的回答我说，这是克定与杨度等讨论的问题，你何必这样大惊小怪的重视呢？我亦起立大声地说，因为我是受总统数十年的知遇，不敢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可挽救，稍纵即逝，悔之晚失。袁不答，我遂辞出。后两次请见，袁竟以身体不适拒绝，而无法挽救。我苦思几日夜，我受袁氏几十年知遇，如潜出声罪致讨，衡之旧道德，我不能这样做。”

鹿钟麟派兵围宅经过

1926年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国内舆论大哗。张、吴、冯还是混战局面，各军阀内部派系斗争加剧，北京形势紧张，伯父忧虑不安，常担心会发生意外事变。4月9日下午2时许，楚溪春（北洋军阀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来吉兆胡同段宅，他对我说：“我刚才听到一个奇怪的议论。”我即问他是什么议论，何处听来？楚溪春回答说：“中午我和唐之道（鹿钟麟部师长）在一起吃午饭，唐对我说：‘晴波（楚溪春号），老段的政府就要垮台，你头脑要清醒些。’”我察觉国民军方面已在做楚溪春的工作，于是我告诉楚溪春正好将计就计，假装靠拢鹿钟麟，而向唐之道进一步探听虚实。楚说“好”，就出宅去找唐之道了。

晚上7点多钟，我到东四十二条胡同家兄宏业家去吃晚饭，正吃饭时来了电话，谓伯父要我即刻回吉兆胡同宅中。我到家时伯父已卧床休息，他随即给了我一张纸条，并告诉我说：“这是云沛（曾毓隽的号）刚送来的。”他接着恼怒地说：“鹿钟麟，他敢这样胡闹吗？”我接过纸条一看，上面仅写了简单的几个字：“今夜鹿钟麟恐有举动，要发生事变！”联系到下午楚溪春所说的情况，我思想上有些紧张。根据伯父的意见，我即分别以电话通知卫兴武、魏宗瀚及卫队旅旅长宋玉珍和宏业等人，他们随即来到段宅商议应付之策。10时许，我想到有必要与贾德耀（当时的国务总理）通电话，但发觉由段宅往外挂电话已被监视而不能通话了，因此我判断事变就要发生，遂赶快向伯父及宋玉珍等报告。这时楚溪春参谋长尚未归来，我就会同宋旅长召集步兵营长张虎臣、少校参谋王寿图等筹谋对策，决定安置十二挺机枪于东四的二、三、四条胡同口，以南小街为界布防。当时在附近的步兵仅有一连还听命。待我和宋旅长布置完毕，再到后厅报告时，伯父已感到形势于己不利，接受了卫兴武、魏宗瀚的劝告，出宅到东四八条胡同的崔子良家去了。

到晚上11时半得报告：警备司令部大队人马的先头部队已达东四三条胡同东口南小街，他们见有机枪布防，遂停止了前进。双方对峙达三小时之久。10日凌晨3时许，楚溪春参谋长回宅，我要他去警备司令部见鹿钟麟，请鹿撤军。鹿钟麟不久就来电话说：“运凯先生（宏纲的号），今天的事是因为我们听说卫队有不稳的消息，故派队伍来保护执政和你们的。”我知道尽管鹿钟麟的话说得很婉转，但情况很严重，于是我对鹿说：“鹿司令，你对政治有什么主张、办法，我想老先生都可以接受的，但先要请撤兵再协商。”一刻钟后，王参谋来报警备司令部队伍已撤，我们的布防士兵连同机枪也随即撤了。我松了一口气，这一夜双方对峙形势虽然十分紧张，但幸而未发生流血冲突。伯父于4月9日晚上出走后，在八条胡同崔宅住一日夜，11日晨转移去东交民巷桂乐第，随即下令国务由外长胡维德代理。后又回吉兆胡同宅中休息几日，感到大势已去，遂通电下野，4月20日由吴光新陪同逃往天津寓居。

下野后的生活及其他

伯父被迫辞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宣布下野以后，一直寓居天津魏宗瀚宅。因人口众多，经济窘迫，由田中玉（曾任山东督军）、陈调元（曾任安徽省长）等旧部属接济维持。19 2 8年北伐胜利，这年秋季蒋介石第一次到北京。由蒋介石授意，由其左右吴忠信的介绍、陪同，我和蒋曾于北京饭店会见。蒋对我说：“我亦保定陆军学堂学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因公务繁忙，不能前往天津看望先生。”会见后，蒋介石派吴忠信去天津见伯父，并送去二万元生活费。以后三四年也陆续送过巨款去。其目的无非是以此笼络伯父及皖系军政界人士，为巩固其独裁统治效劳。但蒋又是一个多疑的人，他认为伯父过去有其权威，现虽在野，恐仍有其潜伏的力量，让其长期居住北方，恐养成后患，于己不利。所以蒋曾多次示意要伯父南下。

1933年1月19日，由钱永铭（交通银行董事长，政学系）持蒋介石亲笔签名信到天津，要伯父“南下颐养”，还假惺惺地说待其南下以后“俾得随时就商国事”。伯父见信后答复钱永铭说：“余老矣，无能为矣。介石如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我随时可以就道。”遂于第三日晨，即1月21日乘津浦特快加挂车，由我、吴光新、魏宗瀚三人陪同南下。1月22日中午抵达南京，蒋介石通令南京少将以上军人，着军服过江至浦口车站迎接。蒋在下关码头迎接，并设晚宴招待。1月23日由蒋介石、孙科、何应钦陪同往谒中山陵。是日夜搭快车加挂车，于24日晨到达上海。

伯父是年已69岁，由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安排在旧福开森路世界学院暂住，两月后移往旧霞飞路陈调元的房屋（今淮海路上海新村即其旧址）居住。抵上海后，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来访，伯父也曾回访，但苦于双方语言隔阂，多有听不懂对方的话之处，虽有我转述，但仍有不能畅谈之憾。特别是太炎先生满口余姚土话，许多地方连我也听不明白。并曾应李鸿章幼子李经迈（又名季高）之约参观过江南造船厂及吴淞口炮台旧址。

1934年春，伯父忽患胃溃疡症，胃部出血，经医治暂愈。夏天，应蒋介石请，曾往庐山牯岭避暑三个月，其间当时的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保定陆军学堂学生）曾来庐山见伯父，邀其回省观光省亲。伯父婚后数十年未归故里，欣然欲往。我因考虑他年事已高，体弱有病，怕经不住旅途舟车之劳，所以婉言劝阻，后始作罢。由庐山返沪后，身体益形衰退，中西医及友人均劝伯父开荤以增加营养，增强对疾病的抵抗力，但他坚决不肯，说：“人可死，荤不能开。”每日除下围棋一局外，大部分时间静坐诵经或阅读旧书。

1936年10月下旬，李思浩先生自华北返上海，述及长城内外沦陷混乱情况愈益严重，伯父听后亦为之感伤良久。11月1日，他胃溃疡病复发，胃部大出血，急送往宏恩医院延治，但抢救无效，血出不止，于11月2日晚上8时停止呼吸。11月5日大殓，时林森、居正、于右任、吴忠信、张治中均先后亲来吊唁。

关于卜葬地点，家人及亲友多主张葬于皖南黄山，张治中将军也表示赞同。但长兄宏业力主将灵榇送往北京安葬，旧时丧礼以长子意见为重，家人只得从其主张。灵榇于12月7日随火车北上，9日运抵北京，暂厝于西山卧佛寺后殿。其后一置十余年未克安葬。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西郊卧佛寺为风景游览区，伯父的灵榇未便长久置放该处，遂移厝北郊清河镇。1963年秋葬于西郊香山附近之万安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