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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1937年印制的贺兰山错误地形图。

（一）

2009年，我与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平应邀访问日本东京驹泽大学。访问中我们参观大学的地理教研室，在其图库中见到大量侵华战争中印制的中国各地的地形图。其中两幅日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印刷的1∶50万的三色宁夏地图引起了我的注意。两幅宁夏地图的印制时间和内容基本一样，同是“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制版，并于同年8月25日发行。所不同的是图廓右上角注明密级的文字，一幅为“极密”（绝密），另一幅为“军事秘密（战地限为极密）”。该图幅北至今内蒙古磴口，南到宁夏城（即今银川市），东为鄂尔多斯台地，西为阿拉善高原。此图依日本地形图图式，图例中有“兵营”“野炮道”之类，同时还有美英、日本、中国“里”的比例尺。

我惊讶地发现，图中贺兰山主峰位置由苏峪口北移至打磑口（今称大武口），而且北从芨芨沟开始，打磑口、韭菜口、武当山塔、归德口，南到大水口、贺兰口为止，竟然在贺兰山东侧约5公里至10公里的银川平原上横空绘出了一条不存在的山！对比图上主峰地段的9至11条等高线，这座虚构的山有3至5条等高线，也堪称“雄伟”。依此图可得出，在贺兰山沿山诸山口东侧还有一条山脉屏蔽和掩护着贺兰山中段的山口，而洪广营（地图上误作共广营）则在山的西麓。若据此作出军事决断，结果可想而知。

对于这种1∶50万的地形图，1936年日本《关东军兵要地志调查参考书》中提到：五十万分之一的兵要地志图主要用于高级军官对战场地势、交通网、河川和湿地、森林和机场等大面积的地形进行判断。1∶50万地形图不是实测图，是根据1∶5万实测图或1∶10万地形图缩略编制的。我见过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军陆地测量局绘制的1∶10万和1∶20万的贺兰山及宁夏平原地形图，地形要素及关系位置基本准确。我在驹泽大学的地图室中也见到了这套宁夏地形图，证明当年日军也搞到了这些地形图。若按这些地形图缩绘成1∶50万地形图，应该不会在贺兰山东面凭空多画出一条山脉来。那么，这幅错误的日军1∶50万地图从何而来呢？

（二）

根据历史档案资料，1936年2月至3月间，一队武装的日本人由内蒙古至宁夏进行侦察拍摄，同时测绘。当年此事为中国当局特别是宁夏军政机关密切关注。1936年2月25日张学良报告称：“日人渡边源一郎率日人七名，于号日（即20日）由包乘自用汽车来宁，载木箱十余个，内盛何物正侦察中。随后尚有汽车一辆，日人四名，不日亦可到宁。”同时，宁夏军阀马鸿逵也三次向蒋介石报告这些日本人在宁夏的行踪。如“日人仓永保一月世日（即31日）只身到宁，仅携带手枪一枝，连日遨游街市似无所表示。渡边源一郎等八人，以东亚协会绥宁经济调查队名义，持有天津日总领事护照，携带武器、无线电、照相机、影机、陆地测量器、气象测量器等件，于二月号日（即20日）在宁连日分赴各要处照相摄影片，并与各处通电讯……”报告还称：“据磴口、平乐（今平罗）各县长及驻军各电称，渡边等自到磴口后，即设立无线电机，连日到石咀子、磴口一带摄制扼要区域影片，并绘制详细地图，阻止无效。今日武藤正等二人由石抵磴，明日复有数日人由石到来。据云，须俟一二月后始行返绥等语。又仓永保亦拟明日由宁省垣赴阿拉善旗，据云在旗将勾留二月。”

1936年日本“满映”摄制的影片，一队着便衣的日本人乘汽车打着太阳旗，扛着三八式步枪，腰挎手枪，手持测绘用的照准仪由内蒙古到宁夏的平罗和银川，同时还拜见了马鸿逵，也从另一面印证了当年张学良、马鸿逵电报的史实。那么，上述日军宁夏1∶50万的地形图是否为渡边这些日本人所绘制？也是历史之谜。

这里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满映”拍摄了贺兰山红果子的长城，但这幅错误的地图中这段长城未按图例中的“长城及穹窿”符号标绘，而是按”长栅址“标在图上。

（三）

其实，当年侵华日军的中国地形图，有部分是其战前秘密盗测的，而其他大部分地图是侵华日军在沈阳和南京抢夺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沈阳市大红袍胡同的东三省陆地测量局，将库存的东三省测绘部门测绘的1∶5万地形图426幅、1∶20万地形图82幅、地图底版2万多张全部掠走，并送交日军参谋本部。同年11月，日军陆地测量部派出两名大尉，到中国东北现地对照这些地图的精度，经修正后编绘出了十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军用地图。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时，也从国民党军参谋本部抢夺了大量地图。我从日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1941年12月秘密印发的《外邦兵要地图整备志》中查到，日军小川部队，即第二野战测量队在南京所获地图目录中，1∶10万地形图中，仅西北而言，宁夏有29幅，甘肃60幅，青海27幅，陕西最多，有203幅。我在日军小川部队登记册中见到，日军所获的中国地图中有1∶50万的地形图。我见到的那份错得离谱的地图是否也是其中之一？

近日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吴先斌馆长传我一份1949年由“红色特工”郭汝瑰（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签发的文件，得知1949年，中国曾派员将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抢夺的地图、图版，还有机器共190箱全部追回并运回国内。如有机会找到这些地图原始件，或可得知那幅贺兰山地图的错误之源。

（四）

我还曾见到1940年3月日本“驻蒙军参谋部”调查绘制的《宁夏省附近兵要地志图》。图中用红色文字注记了地形道路情况，如贺兰山北段，图中注记为“极为急峻，攀登困难”。又如包兰公路，注记“此道雨天除自动车（汽车）外，通行可能”。图中还用蓝色文字注记了水系，如中卫到靖远间，“靖远附近红山峡急流，上游舟运不可能”。图廓外还附有进入宁夏沿途日军认为具有方位参照意义的地形地物照片，如磴口黄河渡口、三盛公沙丘、善丹庙等。

绥西一战，我抗日军队痛击西进的日军之后，日军即停止进攻。日军没有到达包头以西包括宁夏地区，因而《宁夏省附近兵要地志图》的情报全靠谍报侦察，图中兵要注记较为粗略，沙漠水源地注记疏漏更大。我曾率宁夏探险队至巴丹吉林沙漠中最高点附近，发现有一较大的淡水湖，这在当年日军的地图中就没有标绘。此外，巴丹吉林沙漠中星罗棋布着144个湖泊，贺兰山西侧的腾格里沙漠中更是散布着422个湖泊。这些沙漠湖泊，在日军的地图中绝大多数没有显示。

侵华日军这两幅错误的地图，再次颠覆了我一度持有的“日本人做事精细”的观念。

沈克尼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