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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满江红》出现的时间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是宋代抗金名将岳飞《满江红》一词中脍炙人口的名句。但这首《满江红》在宋元两朝，却均不见经传。直到明朝才见刻于杭州西湖的岳坟碑石上。岳飞的孙子岳珂搜集岳飞的作品，两次都没有收到这首词。在《金佗粹编》中，岳飞的词只有一首《小重山》。

这首《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贺兰山”所在地，引起争议颇多。岳飞转战两湖、河南一带，屡破金兵，有直捣黄龙府（金国的上京，在今吉林省农安县）的壮志，为人所共知。黄龙府在东北，而宁夏贺兰山则在西北，两地相距甚远。且贺兰山时属西夏，是时西夏与宋并无战事。以岳飞这样一个博通兵要地理的将帅，绝不会有此南辕北辙之误的。

明史记载，弘治年间，鞑靼族屡次入侵，骚扰西北地区。他们多数取道贺兰山一带，颇多杀掠。弘治十一年，名将王越率兵攻敌。《明史·王越传》说他“以寇巢穴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二路进剿”得胜。王越虽是武将，却能诗文，有《王襄敏集》。《明史·鞑靼传》记载：“十五年，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分兵寇凉州。”我们再看看原刻《满江红》词碑的题年“弘治十五”，正与贺兰山大捷的年份相符合。我想即令不是王越本人所作，也极有可能是幕府中人所代笔，借岳武穆之名，以鼓舞传扬。

二、说“长车”

我认为《满江红》词中的＂长车”当为战车。战车在我国源于西周，兴于春秋时代。诸侯贵族的甲土乘车执戈作战。战国时，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宣判了车战的死刑”（见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依赖道路的战车，遂被便于越野机动的步、骑兵所代替。此后历代直至明朝，我国战史中很少再有使用战车的记载。查考岳飞的作战历史，未见有使用战车的记述。因此，词中＂驾长车”之说与宋代作战条件不符。

明代，随着火器的发展，战车（又称兵车）随之兴起。使用战车的“车兵”是明军中一个正式的兵种。正统“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请以骤车为战车。帝命造一千辆，下车式于边境，用七马驾。”（见《明会要·兵五》）。战车的主要武器是铳炮。车上正面、左右树盾牌，两车相连可隐蔽三四十人。“战则护骑士其中，敌远则施放火器，稍近则发弓矢，又近乃出短兵。敌走，则骑兵追，复制随车小帐，令士不露营。”（见《明史·刘天和传》）。当时著名军事家戚继光形容战车的优点说：“敌以数万之众，势如山崩河决，径突我军；我有车营，车有火器，终日打放不乏，不用挑壕，壕险在我，不用依城而城已在营，要行则行，欲止则止。”（见《练兵纪实》）。这种攻防兼用的战车，在战术运用上颇似现代的装甲车了。

贺兰山方向的宁夏兵防，据《万历朔方新志》载，宁夏城中有神机库，即火器库。其中“京降大炮、枪、铳凡五千六百有二，新降伏朗机，近又铸紧药伏朗枪，止用铅子，入药三两，可逾千步。”此外还有“制造涌珠炮一千一百余位，灭虏大炮一百二十位，百子炮七十位，三眼枪三千余杆……”史志中记载的“伏朗机”枪和炮即为明正德年间由葡萄牙传入的佛朗机枪炮。

明代载有盾牌、火炮的兵车为军中重要装备。在宁夏城和平虏城（今平罗）、兴武营、灵州、中卫等城堡都配备有兵车。明代宁夏副史崔允在诗中说：“骄寒強弩云传箭，飙转轻车火作营。”其“轻车”即明代装备西式佛朗机火炮的“全胜战火轻车”，车上还有“一窝风”、飞火枪、神枪等明军传统火器。轻车前厢树立着绘有狻猊之类猛兽图的盾牌，左右厢的盾牌绘有老虎图，以示威猛。此兵车两车相连，可蔽护三四十人，车上还配有帐篷，使官兵野战中不致露宿。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轻车”是明代曾在宁夏任职的总制三边军务的刘天和将两千多辆旧式战车改造而成。此外，《明会要·兵五》记载，明代另一位精于兵车、火炮的宁夏总兵官张泰，根据宁夏地形多沟的特点“改制独马小车，中藏兵器，遇险则以人力举而越之。”不仅如此，《嘉靖宁夏新志》记载，张泰之子，分守宁夏西路参将张翊，于天顺年间用战车在青铜峡成功击败入境袭扰的蒙古孛来部万余众的战例。“翊令车徙截其半，前驱者尽溺水中，斩获数百，追残贼出贺兰山外而还。事闻升赏甚厚。”史称“大坝之捷”。

明朝以兵车取胜的战例在贺兰山还有一例。《明世宗实录》载，嘉靖十五年（1536年）冬，蒙古吉囊部“轻骑六千，西犯宁夏。宁夏总兵王效伏军打磑口，俟其半入，轻车強弩火器四起”大获全胜。此外，嘉靖十六年（1537年）秋八月，宁夏塞兵五百余人和兵车被吉囊步骑兵八千包围，敌“痛哭而遁，我兵保全以归”。

三、再说贺兰山

关于贺兰山，根据历史记载，宋与西夏在贺兰山并未打过仗。宋代在贺兰山地区的两次战事，是西夏与契丹之间，于庆历和皇祐年间进行的。双方出动骑兵数十万。这两次战争都与宋朝无关。故当金兵问鼎中原，民族社稷危亡之际，身负军国重任的岳飞竟发“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豪言，使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终明之世，边防最重。贺兰山为明北部“九边”重镇之一，宁夏的重要防御依托。据《读史方舆纪要》载：“贺兰山屹峙宁夏西北，实为屏障，正统以后，北人入套中，西犯甘凉，多取道于山后，甚至阑入山南视为通途”，兵连祸接。这里试举《明史》中几例便可说明：“（嘉靖）五年亦卜刺复驻贺兰山后，十五年夏，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分兵犯凉州。”（《明史·刘天和传》）；“（嘉靖）十一年，以吉囊居套中西抵贺兰山，……用牛皮浑脱度入山后。”（《明史·姜汉传》）；“（嘉靖）三十二年，套寇数万骑屯贺兰山……三十四年，套寇数万骑踏冰西渡，由贺兰山后直抵庄浪。”（《明史·达云传》）。因而，明朝人李梦阳诗曰：“沿边十城九城闭，贺兰之山安在哉？”这是对当时贺兰山形势的生动写照。

综上所述，从“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便可看出《满江红》一词，并非宋代岳飞所作，而是明代人伪托，是可能的。

当然这首《满江红》是否为明代大将王越所作，还值得商榷。但从《嘉靖宁夏新志》所载的弘治十一年，贺兰山“蒲草沟之捷”王越的大捷诗来看，是有这种可能的。王越诗曰：“地空虎穴藏勍掠，天运神机破大奸”诗中所说“神机”即火炮。明之重型火炮都用车载。可见弘治十一年，贺兰山蒲草沟之战，明军是运用火炮、战车获胜的。是可谓“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了。王越大捷诗中还有：“杀气平吞西海水，威名高压贺兰山”这两句诗充满了同《满江红》词中一样壮怀激烈的豪迈气概。

四、写点有用的东西

以上是我1981年，在《宁夏大学学报》发表《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也谈（满江红）非岳飞所作》的主要观点。当时我的学长，韩兢之父、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韩练成中将看过后说：“抗战时，我们中国军队就是唱着这首《满江红》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争论作者是不是岳飞有什么意思？娃娃，写点有用的东西。”我听了之后十分惭愧。此后，很少再写“考据”的文章。

前不久，我曾与宁夏大学军事教研室方非主任等教授座谈，有学者问及我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看法。我回答，2019年我在《朔方大讲堂》讲《贺兰山的两边》时曾专门提到，我个人认为《满江红》是岳飞所写的可能性不大。几百年来，这首词是岳飞所写已“约定俗成”。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今天再讨论这件事没有什么意义。写点有用的东西，做有现实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