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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14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前夕，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建议：“特赦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9月17日，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批准该建议，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特赦包括溥仪、杜聿明等在内的33名伪满洲国和原国民党战犯。此后，又进行了6次特赦，其中部分人员被安排为全国或地方政协文史专员。他们撰写、征集、审阅、研究、校勘了数以亿计的文史资料文稿，协助编辑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等系列专题文史图书，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工作成果，还在促进祖国统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文/童小鹏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宣布特赦杜聿明等战犯

毛主席建议：特赦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1956年3月14日，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了第二届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处理在押日本和伪满、伪蒙疆及国民党战犯问题。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就在押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情况，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谭政文就在押日本战犯的改造情况，作了专题发言，并提出了在适当时机可分批宽大处理的建议。周恩来讲话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经过改造有所悔过的战争罪犯，在适当时机分批宽大处理，是有重要意义的。希望大家充分讨论，提出意见。经过与会人员认真讨论研究，一致认为党和政府对战犯采取“一个不杀”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战犯进行耐心的教育改造，成绩是显著的。同意实行分批宽大处理的意见。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建议提出，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15日，毛泽东邀集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会谈，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并且认为，释放国民党战争罪犯，对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将产生重大影响。

▲1959年9月16日，彭真副委员长在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九次会议上宣读毛泽东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的建议

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建议。根据宪法的规定，作出了特赦的决定。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上，发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同时配发了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国家主席特赦令，于12月4日特赦首批战争罪犯33人，其中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30名，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陈长捷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原属于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2名，其中包括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原属于伪蒙疆战争罪犯1名。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特赦通知书                   

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也特赦了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犯，共计12082名。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以后又陆续特赦释放了5批战犯。

第二批是1960年11月28日，释放50人，包括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和溥仪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等。

第三批是1961年12月25日，释放68人，包括廖耀湘、孙楚、杜建时等。

第四批是1963年4月9日，释放35人，包括康泽（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头子）、孙渡和德穆楚克栋鲁普（伪蒙疆自治政府主席）等。

第五批是1964年12月28日，释放53人，包括王陵基、吉兴（伪满尚书府大臣）、李守信（伪蒙疆自治政府副主席）等。

第六批是1966年4月16日，释放57人，包括方靖、牟中珩等。

以上6批，共296人。

被特赦人员很感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很多人认为是党和政府给他们第二次生命，表示要继续学习、改造，为祖国建设和统一贡献力量。通过他们把党的政策和他们的情况传到家属、社会，传到港、澳、台湾以至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总理接见：“赦人不赦罪”“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

周恩来对特赦释放人员一直很关心，对每批特赦后的人员从生活、学习、参观、探亲访友以及工作安排各方面，都作了很多具体指示。根据他的指示，我和中央统战部组织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接见，意义十分深远。

▲中南海西花厅

1959年12月14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首批特赦人员溥仪、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陈长捷、卢浚泉、邱行湘、周振强等11人。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习仲勋，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著名民主人士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章士钊、屈武等陪同接见。溥仪因住在他的五妹家里，单独用小车接他，迟到了几分钟，徐冰就诙谐地指着他给大家说：“这位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是在抚顺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溥仪身穿一套蓝棉制服，戴一副深度白色眼镜。他听完徐冰介绍后，转身向大家频频点头致意，然后就座。

周恩来走到他们面前，依次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他走到一位头发花白者面前，叫了声“曾扩情”时，这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在周恩来当主任的政治部任少校科员、跟随周恩来参加过第一次东征的“扩大哥”，真的想不到事隔30年，周恩来还没忘他的名字和面容。他泪流满面，抬起头来，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周先生，我走错了路，对不起你！”溥仪紧张而又激动地叫了一声：“周总理……”就再也讲不出话来。

这时，周恩来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满面笑容，目光炯炯地环视了一周，然后首先询问每个特赦人员的身体健康情况、家庭及亲属情况。当听到杨伯涛介绍说，他的妻子没有追随胡琏的第十八军逃往台湾，而是回到原籍芷江，在县被服厂当三级缝纫工，自食其力抚养子女上学时，周恩来点头微笑，连连称“好”。

然后，周恩来询问杜聿明的年龄和健康情况。杜聿明回答说：“已经55岁了，身体健康。”周恩来说：“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杜聿明听了总理的勉励，感到自己对人民有罪，非常内疚，便对总理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周恩来立刻回答说：“你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这不能怪你们，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几句话，说得杜聿明心情很激动，一再表示要继续改造自己，戴罪立功。

▲1965年8月5日，溥仪（左一）、杜聿明（右一）和夫人（左二）拜访李宗仁（右二）和夫人郭德洁（中）女士

周恩来在分别询问了各人的情况之后，郑重地说：“政府对战犯实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就是说，你们经过教育改造，有悔改表现，实行特赦，已经不是犯人，是公民了；但过去的罪行是不能赦免的，要作为教训，继续改造自己。”   

随后，周恩来又说：“你们出来一些时间了，有问题首先说了好，所以就叫你们来谈。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数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

于是，周恩来和他们谈了四个问题：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

最后，周恩来对他们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去台湾也可以。回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去也可以。”周恩来讲完话，章士钊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各位进行特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要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

时间已经过了下午5时，周恩来晚上还有活动，他就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还有机会见面的。他起来同大家一一握手。溥仪、杜聿明等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向总理和张治中等人鞠躬告别，愉快地离开了中南海。

▲1960年10月，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被特赦的黄埔军校学生、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周恩来接见以后，中央统战部根据总理指示，除安排周振强去浙江原籍、杨伯涛赴湖南原籍探亲外，随即将散住的溥仪等10人，集中住到崇文门内的崇内旅馆。统战部派人指导他们进行政治学习，组织他们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和工农业生产情况。还为愿往外地和亲属团聚的曾扩情、卢浚泉、陈长捷、邱行湘四人做了妥善安置，行前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欢送宴会。愿意留在北京的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五人，以及回原籍探亲后又返回北京的周振强、杨伯涛二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劳动锻炼体验生活之后，于1961年3月经中央决定，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通过，即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关工作。

周总理第二次接见：人民大会堂论“自由”

1963年11月10日下午4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前四批特赦留京人员及其家属40多人，并在新疆厅设宴款待。陈毅副总理，张治中、傅作义、侯镜如、曾泽生、许广平等爱国民主人士，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张执一、平杰三，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我和罗青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见。

▲1963 年11 月10 日，周恩来、陈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特赦人员及其家属

大家就座后，陈毅副总理首先讲了话。他说：“总理很惦记各位，特邀请来这里见面谈谈。总理为此亲自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参加。我是政协副主席，对各位也负有责任，很愿意来参加这次集会，和各位见见面。最近台湾放出一些流言蜚语，说各位还没有真正得到自由。我现在要问各位一句话：你们是不是真正自由了呢？不要有顾虑，可以坦率地告诉总理和我，凡是各位感到不自由之处，我们一定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各位有充分的自由。”杜聿明等人当即表示：“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统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并对台湾方面造谣诬蔑，痛加斥责。

接着，周恩来首先说明了接见的缘由，谈到近两年来国际、国内的事情比较多，没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现在，前三批特赦人员的工作都已得到安置，第四批特赦人员集中参观、学习即将结束，有几位就要离开北京回家乡去了。因此，找这个机会和大家见面谈谈。

▲上世纪60年代，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杨伯涛、溥仪、王耀武、周振强（左起）在一起研究工作

周恩来的话题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从西太后到蒋介石，形象地说明了我党统战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这有利于民族和人民的大团结。

周恩来又说：“大家对于陈毅副总理提出的‘自由’这两个字，要有正确的理解。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它客观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这些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的规律，而且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适应这些规律并加以利用的时候，人才能作为自由的人。这就要求每个人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进而改造自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由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而要做到这点，主要需要从改造世界观着手。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个任务。否则，就会不适应客观形势，感到一举手，一投足，处处都有矛盾，那怎么能有自由呢？对于这个问题，陈毅同志提了出来，提得很及时。我希望大家多多考虑，最好多学点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随后详细介绍了台湾方面的情况，并且又一次强调了立场问题的重要。谈话中，周恩来再次表达了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团结一致，共同对美，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的真诚愿望。周恩来还说：“台湾现在面临美帝国主义把它变成独立国，我们和蒋介石都不同意，这是共同的观点。”“我们希望他们能和平归来。只要他们取消‘中华民国’的招牌，台湾还是可以交给他们管。这个决心什么时候下，阶级性限制他，但形势也逼着他。”周恩来的话，使特赦人员感到振奋和鼓舞。

周恩来最后说：“以后还有很多人要被特赦出来，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成为他们的标兵。党和政府正在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安排你们中间一些人，参加政治活动。”

陈毅副总理继续说：“为了让各位更好地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和社会面貌，总理指示在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安排各位带着家属到祖国各地参观一些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我前不久陪各国驻华使节到安徽黄山游览。黄山真是一个好地方，奇峰异壑，苍松翠柏，风景优美，外宾们都赞不绝口，认为在欧洲没有这样好的地方。大家出去，不可错过这个机会，一定要去看看。”谈话完毕，周恩来邀全体合影留念，并一同到新疆厅进餐。

1964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向全国政协常委会提议，特邀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六人为全国政协委员，经常委会讨论通过。党和政府的宽大和信赖使特赦人员受到巨大鼓舞。他们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他们中侨居海外的人，始终牢记周恩来的嘱托，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奔走。

▲1964年12月30日，溥仪委员在四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发言

1985年，赴美国探亲五年回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情淡忘了，唯有同周总理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总理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1985年3月26日，出席六届政协三次会议的特别邀请人士宋希濂（右一）在分组讨论会上发言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指示：特赦全部在押战犯

1974年12月，周恩来癌病已发展到严重地步，在积极筹备第四届全国人大的同时，还在考虑特赦在押战犯的问题。12月12日，批示公安部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后特赦。

1975年2月，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公安部上报的在押战犯293人名单。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全部特赦在押战犯意义重大。建议报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

3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作出特赦决定。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大会，宣布了特赦的名单，发给他们特赦通知书。至此，所有在押的战争罪犯，已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予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的服装和100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197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发特赦通知书

▲1975年3月，医生为特赦战犯检查身体。前一为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少将副厅长沈蕴存，前二为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

3月23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接见并宴请了全部特赦人员。当年，叶剑英已是77岁高龄，对他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祝贺特赦人员光荣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学习，给人民做一些好事，要珍惜自己的晚节。这种高规格的礼遇和热情的接待，使特赦人员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原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后来对记者说：“这是我生平中从未享受过的光荣……我深深体会到，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有这样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气魄。”

▲1975年3月29日，全国政协委员郑洞国与被特赦的文强（左）

台湾当局拒绝10名特赦战犯回台，致一人愤而自杀

特赦人员中，有王秉钺（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以及国民党军官、特工人员王云沛、周养浩、蔡省三、段克文、张海商、杨南屯、张铁石、赵一雪等10人愿意回台湾，当即被批准并发给路费和往返通行证，可以来去自由。中央统战部举行欢送宴会，他们于4月14日到达香港。这一事件轰动了国际舆论界，也轰动了香港。消息传到台湾，也引起轰动，有人形容这是对台湾的“冲击波”。

▲1975年4月15日，愿意回台湾的特赦人员王秉钺等10人在广州参观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预展

台湾当局对10人回台怕得要死，就用种种刁难阻止他们回台，并造谣说他们是中共的“统战工具”，是“间谍”，不公开反共不予申请等，一直拖延、阻挠，并对他们施行恐吓手段。致使张铁石（原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因苦于不能同台湾家属团聚而自杀于香港富都酒店。台湾当局遭到舆论的同声谴责后，仍不让其他9人回台。

一直到8月下旬，台湾当局一直不愿让9人回台，他们有家归不得，有亲不让会，只有满怀悲愤地各自奔波。陈士章、段克文先后去美国探亲。9月2日，张海商、杨南屯、赵一雪3人遥望台湾亲人，无可奈何地回到广州，受到广东省委统战部的接待。9月3日，乘飞机到达北京，受到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特赦人员的欢迎。中央统战部即安排他们治病、参观、访友。9月30日晚，又和杜聿明等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国庆招待会，更使他们无限感激，终生难忘。之后，有关部门又分别给他们安排了工作。

▲1975年9月30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6周年国庆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9月26日，王秉钺离港前往美国的女儿家中暂住，一俟台湾批准，仍要从美国去台与家人团聚。11月12日，周养浩也被迫去美国洛杉矶的女儿家中暂住，等待回台。最后，只有蔡省三和王云沛两人坚持住在香港等待去台，但最终没有去成，他们只好在香港继续住下去。蔡省三向香港中国旅行社提出申请，请求让其在江西省的夫人曹云霞去港团聚。经周总理批准，中央统战部把他的夫人送到了香港，使蔡省三深为感动。王云沛在香港等到1979年10月，因病故去。 

实践证明，毛主席、党中央对战犯“一个不杀”，采取“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和特赦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和毛主席、党中央一起制定方针政策后，又身体力行地始终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直到身患重病生命垂危时，仍十分关心这一工作，这是他改造旧世界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思想和伟大实践的充分体现。 

（本文选编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34辑，文章标题和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童小鹏（1914—2007），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